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似乎是因为电视剧《潜伏》而出名，但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他跟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相比知名度确实差了一点（前两个在《红岩》中叫徐鹏飞、沈养斋，严醉的历史原型是沈醉），但比最后一批特赦的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可能是《渗透》中陈明的历史原型）、河南站站长岳烛远、广东站站长何崇校、广西站站长谢代生、湖南站站长黄康永、浙江站站长章微寒 相比，不但经历复杂，而且背景极深人脉极广，如果把吴敬中的“关系人员”都列出来，这篇稿子肯定要进入人工审核。
笔者写文章，一向求稳为主，牺牲流量也在所不惜，所以原名吴景中的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我方同学都有谁，宁可只字不提，但却不能不在看过相关史料对吴敬中表示“佩服”：这个留学生中的叛徒能混到少将军衔，而且至少在三个大区或甲种站当过一把手，要没有几张“护身符”是不可能的，余则成可能只是第四张护身符，是用来在关键时刻保命的，至于他会怎么使用，读者诸君可能会猜到，也可能永远猜不对。
随着老蒋一败再败，地盘越来越小，少将级官帽越来越少，很多大特务都“失业”或“改行”，老吴为啥能不断换地方做官，而且也没有被留下来“就地潜伏”？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吴敬中在《潜伏》中也说过，不管是木马计划、渗透计划还是黄雀计划，最后都是没前途的，吴敬中的继任者、由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调任为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李俊才奉命带着四个装备了武器和电台的小组，在天津解放后马上到军管会自首投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就藏不住，还不如主动去争取个宽大处理。
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还写了《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李俊才、沈醉（原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程一鸣（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等人的回忆文章都多次提到吴敬中（原文为吴景中，但还是叫吴敬中比较方便）。
从这三个少将特务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大致可以为吴敬中搞一个比较清晰的简历：1925年，受我方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正值革命低潮，吴敬中等一批我方留学生被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以中校或上校军衔收买叛变（邓文仪并没有完全兑现承诺，部分留学生在调查课军事股只授衔少校）；南昌行营调查课并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这些留学叛徒被打包转给戴、郑；吴敬中在特务处以及后来的军统（保密局）先后任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情报所科长、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保密局天津站长、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
当年的特务都有公开和秘密两种身份，据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回忆，从复兴社特务处到“国防部保密局”，不管名字怎么变化，特务的三大类基本都没有变化：第一类为秘密特务，包括局（处）本部内勤和各大区、省（市）站区长站长以下的各类情报员、行动员、联络员、报务员、电讯监察员、电讯侦测员、密电码破译员；第二类为武装特务，包括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队及其更名、衍生出的忠义救国军、交警总队（内战期间大部分改编为正规军）；第三类为公开特务，包括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情报处，绥靖公署、“剿总”、绥靖区、兵团第二处（有的也叫情报处），处长和骨干都由军统（保密局）特务担任（胡宗南的部队除外，胡跟戴笠是好友，有默契，胡自建特务系统）。
特务这三种身份不但可以互换，而且一般都是身兼二职，比如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同时还担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按程一鸣的划分标准，西南区区长是秘密职务，第二处处长是公开职务，徐远举在《自供状》中也写得很清楚：“1948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川滇黔康（当年还有个西康省，省主席为刘文辉）四省，是蒋介石盘踞八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反革命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吴敬中能以叛徒身份担任特务“封疆大吏”，就跟他的第一张护身符有关——他那张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证。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所以他们在归戴笠指挥后，余乐醒编写的“特工常识”涵盖了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信、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几乎所有的特务基本技术，程一鸣写了《情报学》《刑事侦察术》并作为特训班教材。
当年苏联的“政保专业”学习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特工技术，所以很多留学生回来都当了特训班教官，除了余乐醒、沈醉，还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沈醉在《军统内幕》中特别强调：“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留学毕业证作为护身符是纸质的，更重要的两战护身符是老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交的两个同学，其中一个是当过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郑介民不但在“国防部”有正式中将职务，还是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戴笠到死也只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保密局第一任局长（郑任局长时，毛人凤唐纵为副局长）。
吴敬中跟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分属两个阵营的同学，但关系应该不错，所以郑介民在中苏情报所当中方所长时，把吴敬中从军统特训班调去当了总务科上校科长——因为“跟国际接轨”，所以涉外人员的军衔都比较高，郑介民1943年2月10日正式晋任陆军少将并于11月22日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4年2月升任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联络官，用一年时间从少将晋升中将，就是沾了美国人的光，程一鸣说郑介民最后疑似被老蒋用一片西瓜毒死，也跟他与美国人走得太近有关。
一般来说，老蒋失去一块地盘，当地的特务头子就要被问责，想换个地方平级任职基本不可能，更多的是给个“少将专员”的身份挂起来，而吴敬中从西北区区长变成东北区，是因为胡宗南把西北丢了，陈诚卫立煌丢了东北，东北区副区长陈旭东被抓，吴敬中却在东北丢失前就调任天津站站长，那是他同班同学蒋经国的意思：当年蒋家父子对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不信任，需要杜建时和吴敬中“一文一武”进行制衡和监督。
据李俊才回忆，吴敬中离开天津并非去执行什么“海峡计划”，而是“1948年12月14日送李广和去机场时私自搭机离去”，结果一到南京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关键时刻，比郑介民还大的护身符出现了：蒋经国出面作保，吴敬中无罪开释。
戴笠对叛徒是既控制又使用，而毛人凤没有戴笠那两下子，知道自己弄不过那些“学识渊博能力出众”的叛徒，就准备都当包袱扔掉，扔掉的方式就是“就地潜伏”，沈醉回忆：“在他任局长时期，对一些新的叛徒总是要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们。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南京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
如果吴敬中不当机立断趁机离开，那么带着“小黄雀”执行潜伏任务的就不是李俊才而是吴敬中了，而吴敬中之所以敢走，也是因为他有依仗——蒋经国这张护身符，在毛人凤那里是百分之百好使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证是纸质敲门砖，郑介民蒋经国则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算的、足以抵抗“局长全力一击”的保命符，除了这三张类别不同但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护身符，吴敬中还有一个余则成，这位峨眉峰，其实也算得上吴敬中的第四张护身符，而且是“两用”护身符。
余则成是不是峨眉峰，这个问题不需要问吴敬中，因为问的话就是对老吴学历和能力的不尊重——以吴敬中的老谋深算，又岂能看不穿余则成的真实身份？
吴敬中留着余则成，第一个作用是当桥梁和纽带：吴敬中能为了中校军衔而叛变，在老蒋兵败式微时改弦更张重归光明也不是不可能，但老吴归队需要一个联络人，余则成就是联络人的最佳人选。
吴敬中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脚踏两只船几乎是叛徒的常规操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余乐醒后来在家中卫生间也藏了跟地下党联络的电台。
余则成在吴敬中手里，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在必要节点当作峨眉峰交出去，这样吴敬中可以将功折罪，还可以把很多问题都甩锅给“潜伏者”余则成。
吴敬中没有明确的信仰，也没有坚定的立场，说他是“比峨眉峰潜伏更深、级别更高的峨眉峰”，那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测，据程一鸣、沈醉、李俊才和舒季衡（天津独立潜伏台台长）回忆，吴敬中当西北区区长期间，没少往延安派特务（效果几乎为零），当天津站长期间，也逮捕和杀害了很多人。
吴敬中就是个有背景、有靠山但又热衷高官厚禄的叛徒，他在现实与影视中，都算不上一个好人，要是没有前三张护身符，可能西北区区长就是他最后一任实权职务了，他能“趋吉避凶左右逢源”，也跟他既不得罪戴笠也不得罪郑介民，而且紧抱小蒋大腿不放有关，那么在您看来，如果余则成的真实身份被毛人凤或叶翔之发现，吴敬中又会作何决断？他把疑点重重的余则成留在身边，真实的目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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